中国支提山华严寺欢迎您!      今天日期: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加入收藏|设为首页|联系我们|网站导航
 

当前位置:首页 >支提文苑

    第一章 绪论

    添加时间:2016/10/11 9:12:19  添加人:admin  

    第一章   绪论

     

        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霍童镇西南的支提山华严寺,世称支提寺,曾是一个国家敕建大寺院。971年,杭州灵隐寺了悟清耸禅师受命于吴越王钱俶始建,历宋元明三朝四度敕建,五次赐额“大华严”、“雍熙”、“政和万寿”、“华藏”、“华藏万寿”。一千多年来,本山寺宇虽代有兴废,但自明万历元年(1573)北京吉祥寺大迁禅师奉旨进山重建,四百多年法派源流延绵不绝。上世纪中叶一度衰落,后妙果法师入主法席,戒行精严,重振宗风,1983年被定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并改今名。

        本寺处于闽浙交界的闽东地区,其宗教习俗、方言、戏剧文化等均与福州同属一系,历史上当地行政建置曾隶属于福州。 五代闽国亡于南唐,福州地区于947-978年并入吴越国。本寺的建立与《华严经》的汉译、华严宗名山谱系的确立、钱氏政权对当地的绥靖政策以及闽东霍童山自南朝以来做为道教天下第一洞天的历史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本章将就此展开探讨,并考证寺史上必须厘清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华严经》汉译与支提山方位

        建造支提山华严寺缘起于《华严经》。《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大乘诸宗奉为宣讲圆满顿教的“经中之王”。据称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禅定中为文殊、普贤等菩萨解释无尽法界时所宣讲的经典,完整地介绍了佛教的世界观。一般认为,《华严经》在印度只以分散的形式存在,没有集结成完整的经卷。大约在公元二至四世纪中叶,这些零散的经典从南印度向西北印度和中印度传播,最后在中国西域合成大本《华严》。 

        关于它的梵文版本有各种传说,据初唐法藏的《华严经传记》的说法, 当年龙树菩萨学完所有已知佛经后,认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并不圆满,龙王邀请他到龙宫阅读海龙收藏的佛经,在那里见到了《华严经》,由此认识到释迦牟尼佛无比圆满的智慧。因上本、中本数量巨大、涵义深奥,非凡人所能理解,龙树只将下本《华严经》从龙宫带出,这就是十万偈四十八品《华严》。而实际流传的经本又只是下本的略本,最多的译本也只有四万五千偈。 

        汉译《华严》共三次。首部六十卷本《华严经》是佛驮跋陀罗译于东晋元熙二年(420),也称《旧华严》。武周时期实叉难陀应武则天之请,于695-699年间在长安译成八十卷本《新华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释般若又译成四十卷本《华严》。其中以八十卷《新华严》流通较盛,后来华严学者大都依此经讲习疏释。  

         应是受道教名山观念的影响,佛教在中国北方立足后,开始向原来的道教名山圣地发展。如山西五台山原来是道教紫府山,南朝齐以来聚集了一批研习《华严》的僧人。隋文帝和武则天先后在那里修建供奉文殊菩萨的寺院,紫府山逐渐变成了华严宗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凉山。 至于天冠菩萨道场,在晋译《旧华严》中不叫“支提山”,而叫“枝坚固”。《旧华严》卷三十一《菩萨住处品》曰:

     

          东南方有菩萨住处,名“枝坚固”,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天冠”,有一千菩萨眷属,常为说法。

     

        这里所说的“东南方”当然是指在天竺的东南方。在唐译《新华严》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三十二》,天冠菩萨的住处才被译为“支提山”:

     

          东南方有处名“支提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演说法

     

         “枝坚固”改为“支提山”,不仅是晋唐译文的改变,也是晋以来华严宗地理坐标的演变,一些原来在天竺的地名渐渐被移植到中国,如唐代澄观成书于837年的《华严经疏》就提出,支提山当在中国东南的浙江赤城山,或在四川三学山,其地从天竺看来也是东南: 

     

        昔云:既指清凉山为东北, 则东南影向吴越。然吴越灵山虽众,但取形似者天台之南赤城山也,矗耸之际,艳若霞起,岩树相映,分成数重,其间有白鹤之遗迹,或即当之矣。然则川有三学山,中有欢喜王菩萨,屡持灯而出,名虽不同,而天竺望之即是东南,亦有见其持宝冠者,则密示其名也。……希后贤以审之。

     

         “支提”是梵文caiya的汉译, 除了“枝坚固”,还译为“支帝”、“制底”、“浮图”等。成书于七世纪中期的佛典《法苑珠林》,汇集了早期翻译佛经中关于“支提”的若干释义:(1)原意指“积聚”,聚积土石而成的地方,也指聚积诸佛无量功德。(2)意译为“灵庙”。(3)埋葬佛骨的地方名“塔婆”,有舍利者称“塔”,无舍利者名“支提”,也有说无论有无舍利均称“支提”。(4)因聚积佛德,世人求福,故可供养之处等。

         澄观是浙江山阴(绍兴)人,他假设天台赤城山可能是天冠菩萨住处的支提山,不仅那里地处东南,也因为它有白鹤遗迹是道教第六洞天——赤城洞天的所在地。至于成都三学山,原来是蜀中八仙之一李八百的圣地。  不过他将支提山到底该定在何处留给后人审定。但澄观将道教洞天与菩萨住处相联系的做法,无疑对后世确认天冠菩萨住处支提山在天下第一洞天——闽东霍童山有影响。

        已知早期以“支提”命名的佛教文物大约出现在八世纪中后期,如河南洪谷山的“三尊 真容像支提龛”和刻石于唐开元十九年(731)的蔡景《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以及澄观所说成都近郊三学山的“支提石塔”,与石刻《支提石塔记》 。至于以“支提”名山的,正是在闽东,见于宋代福州知州梁克家《三山志》所保存的唐咸通九年(868)霍童山僧人好德撰写的《支提山记》。  

     

    二、从霍林洞天到天冠道场的嬗变

        支提山的前身是汉代以来的道教名山大霍山,也称霍童山、霍桐山,它的“霍林洞”在道教上清经系中被列为三十六洞天之首,位在五岳之前。 在霍童山九十九峰上,传说有霍林、韩众、郑思远、左慈、葛玄、禇伯玉、邓伯元、王玄甫等上清诸真的遗迹,也有当地道士程公 、姚道人 、尹道人、汤公 以及马仙姑 和临水夫人陈靖姑 的香火。

         霍林仙人的事迹最见于晋代道书《灵宝五符序》中,他传授五符帮助道士入山采炼灵芝丹石。在东晋南朝的道教上清经发展过程中,霍童山逐渐确立了做为古代司命神洞府大霍山的地位,是上清众真的修养地。南朝道士陶弘景(456-536)在他编辑的《真诰》中说,有五色灵芝的霍山是南岳真君魏华存和大司命茅君的洞府。他从上清经文了解到,古代神仙把炼制“九转神丹”真方传给太元真人茅盈。大茅君得道之后封到“赤城玉洞之府”,而他的洞府就在闽东霍童山。  陶弘景曾经离开香客众多、环境嘈杂的茅山来这里炼丹。当地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道观建于梁大通二年(528), 据说是禇伯玉(394-478)控鹤飞升之地,很可能与陶弘景在这里活动也有关。该宫在武则天时(684-704)赐额“鹤林”。唐玄宗天宝年间敕封“霍林洞”为第一洞天,居五岳之首, 并赐名“游仙山”。 今存“霍童洞天”石偈,很可能宋人所立。 山上九仙峰建有供奉福州何氏九仙香火的道观,唐代僧本净曾在那里结茅。附近山崖上有唐代许碏寻仙刻石。 小童峰摘星台也有道士栖炼石刻。至于唐代道士马湘来访霍童在旅店做壁上眠的掌故 ,宋代高道白玉蟾的“第一洞天游两回”诗篇,都在当地广泛流传。

        新传入福建的佛教马上注意到了霍童山的修真背景,早在东晋太元年间(376-394)就有僧人来这里修养。南朝齐王琰的《冥祥记》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安(福州古称)霍山顶上有一石杵, 直径数丈。杵中泉水潺潺,积水五、六尺之深,常年流溢不竭。据当地古老传说,杵中的泉水是列仙游食的仙饮。有个叫僧群的僧人隐居山上,因常年饮用杵中的泉水,久而久之便不觉饥饿,辟谷绝食。

        东晋孝武帝太元末年担任晋安郡太守的陶夔为了修纂《闽中记》,搜罗旧闻时也听说了僧群饮泉得道的事,于是派人从福州来山求水。僧群用陶罐盛泉水给使者,可是当使者把罐子里的水带回福州时,却变味不能喝了。陶夔决定亲自上山造访僧群,不过每当他到达山脚时,刚刚还晴朗的天空马上变得风雨晦暝,仿佛是神意阻止。这样的经历重复了三次,陶夔只好放弃了汲取仙泉的念头。

        《冥祥记》接着说,僧群居住的地方与石杵之间隔着一条山涧。他在山涧上放了一根木头做桥梁,平时取水就从梁上行走。有一天,他在发现梁上扒着一只断了翅膀的鸭子,怎么也跨不过去。他想用手杖把鸭子挑走,又担心它掉到涧底摔死。如此再三,终于取不成水,因此饿死了。传说僧群活了一百四十岁,死前曾对人说:我年轻时打折过一只鸭子的翅膀,现在的结局,难道不就是那只鸭子的因缘之报吗?

        王琰生活在五世纪中后期(活动于463-501年间) ,少年时去过交趾,跟随当地高僧学佛。他的记载说明,霍童不仅很早就有列仙传说,而且也有住山僧人。类似的故事在后来的文献中时有所见。如南朝梁高僧法权、法群相传也在霍童山上修佛得道,与侍童一起饮甘露坑泉水白日飞升。唐元和十五年(820)修建的霍童甘露竹林院,就是在他们升天的甘露泉址上建立的。

        也许是受晋安太守陶夔求不得仙泉传说的影响,后来进山修行的僧侣传说,都特别强调此山仙境,不容凡人居住,否则必遇猛兽毒虫,惑于鬼魅,或遭天谴。一个例子甚至说,有未得道僧人擅自在山上留宿,为山神所不容,第二天早晨有人见他的身体被扔在山下好几里处。  虽然如此,实际上从南朝以来,历代都有僧人不畏险阻,履践仙乡,最终出现了唐代高丽僧人寻找“兹山”――支提,在道教洞天与天冠道场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

           历史上福建沿海是中国南方通往中原、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的海上要道。唐代福州四大商业重镇之中的闽安、海口和黄崎,都是海上港口,其中黄崎镇就在支提山东面数十公里处的下白石镇白马港。由于海路比陆道通畅,唐代以来福州地区海上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有不少高丽、日本僧侣前来取经,如霞浦赤岸是日本空海和尚唐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的上岸点。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州佛教兴盛,王氏曾组织缮写过多部《大藏经》。 这些藏经有的存于福州大寺院,有的进贡朝廷,有的卖给外国僧人。 

    五代有新罗僧来闽求经事,见《高丽史》纪太祖十一年(928)八月,新罗僧洪庆到福州航载一部《大藏经》回国,高丽国王亲往礼往成江 迎之,置经于帝释院。   高丽僧一然(1206--1289)撰《三国遗事》也记载:新罗普耀禅师从吴越取《大藏经》回国。其文引宋元祐甲戌(1094)普耀像赞语说经取自吴越,又引《汉南管记》彭祖逖诗跋:“昔普耀禅师始求《大藏》于南越.....与高弟宏庆经营莲社。”  两书所说“宏庆”、“洪庆”应是同一个人,至于将福州地区称为南越、吴越,在唐宋诗文中并不罕见, 所说都是高丽国王遣普耀、洪庆师徒来闽求购《大藏经》,从海路运回去。普耀事迹在高丽流传甚广,一然称 “像教之东渐,实始乎此”。  

        唐中后期霍童山上出现了一位背负《新华严》八十卷来寻支提山的僧人,在唐武宗会昌毁佛期间,他藏经于山上大石窟中。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前述僧好德在唐咸通九年(868)所作的《支提山记》: 

     

          昔则天朝有僧号元表,不知何时人,以花榈木函二只,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其窟高可百寻,深广百二十丈,下平若镜,上方若凿。时有保福寺僧惠平,因游兹窟而得之,迎出山下都尉寺安著。 

     

         在这段碑记中,没有提到元表是哪里人,但如碑题所示,最迟在唐咸通年间(860-873)这里已有山名“支提”。元表卜居在一个高可百寻、深广百二十丈的大石窟,把带来的《华严经》留在那里。后来当地保福寺僧人惠平听说了石窟藏经的事,把经取到山下都尉寺珍藏。

        成书于988年的《宋高僧传》收入元表为传主,并增加了不少内容: 

     

          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兽毒虫,不然鬼魅惑乱于人。曾有未得道僧,辄居一宿,为山神驱斥,明旦止见身投山下数里间。表赍经栖泊,涧饮木食,后不知出处之踪矣。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在福州僧寺焉。

     

        《宋高僧传》作者赞宁认为元表是三韩人,在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从中土前往西域,受心王菩萨指示,到霍童来寻访天冠菩萨的支提山灵府。在短短的传文中,赞宁用了近半篇幅来讲述霍童的道教背景,说明这个涧饮木食、赍经栖泊的高丽僧被仙山所接纳。只因唐会昌(841-846)灭佛,才露面将《华严经》藏在石窟中。

        虽然好德和赞宁将元表说成是武则天或唐玄宗时代人,但他们都提到霍童洞天背景,结论都是武宗逝世后 ,保福寺僧人慧评将“纸墨如新缮写”的《华严经》取走送到山下佛寺收藏。 

        保福寺和甘露都尉院属于宁德最早建立的佛教寺院。保福寺位于今支提寺东北的宁德九都镇贵村,建于后梁贞明年间(915-920)。甘露都尉院在霍童镇三公里处,唐元和十五年(820)在高僧法权、法群饮甘露泉飞升的地点修建的,五代闽国王审知曾赐甘露院九宝金钟。 

        赞宁《宋高僧传》还收入保福寺僧人本净传。  本净也是听说霍童山乃天冠菩萨领徒侣说法之处,来山寻访。他在一个“毒窟”侧结茅为室,传说这个石穴中有毒龙变化无穷。本净驯伏了它,龙乖乖俯首离去,不再为害一方。和元表一样,本净最后也不知所终。

        元表和本净两传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听说了霍童山神仙洞府是天冠菩萨的住处,以及那个巨大而神奇的石窟。两人在霍童虽未证“兹山”却见“兹窟”,而这个深广一百二十丈的巨大岩窟,被认为是《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所说的“那罗延”。

         那罗延是《华严经》中少有的一处明确指在中国的名山。晋译《华严》载:“真旦国土有菩萨住处,名那罗延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唐译八十《华严》卷四十五将真旦国改称“震旦国”,那罗延山改名“那罗延窟”。不过新旧经均未说明它是哪位菩萨的住处。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认为那罗延山当是山东青州的东牢山,那里有古佛圣迹。后来澄观在《华严经疏》卷四十七说,蔚州(今河北蔚县)东边有一座山,灵迹不比五台山少,号称普贤住处。 那里也有五台,其中南台有一处名为那罗延窟。由此可见,与支提山一样,直到唐后期,那罗延在哪里还是华严宗内的一个悬案,而霍童巨型石窟显然亦合其说。 

        赞宁(919-1001)将霍童传说中的元表列入唐代数百高僧中, 很可能与他个人背景有关。他原是吴越王钱俶的亲信僧官,任吴越国监坛和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赞宁陪同前往汴京,受宋太宗召见,赐号“通慧大师”,充右街副僧录。端拱七年(982)他奉旨回杭州编纂《大宋高僧传》,端拱元年(988)书成。

        《支提山记》证明了最晚在咸通年间(860-873)霍童群山中已有山名支提,五代闽国史料有感德场支提山僧元白,请建支提寺也可印证。感德场是宁德在闽国王氏933年设县之前的名称。  现霍童镇下板村有小支提寺,始建于咸通九年(868),应该就是元白所请建的支提寺。好德作于咸通九年的《支提山记》,正是为了这个寺撰写的。 下板村支提寺之所以被冠以“小”,是因后来有吴越王敕建大华严寺之故。《三山志》载,宋时下板小支提寺是支提政和万寿寺的下院。 而元白则是支提山支提寺的开山鼻祖,本山有关元白的传说与遗迹很多。 

        综上所述,唐中期新译八十卷《华严经》的传播与唐末会昌毁佛两件大事,结合闽东霍童洞天的历史背景,演绎了高丽僧元表寻访天冠菩萨道场支提山的传说,为后来吴越王将《华严经》支提山确定在他治下的宁德霍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吴越王钱俶与了悟开山

        据载971年钱俶在宫中召集两浙高僧探讨确定天冠菩萨住处的支提山所在。灵隐寺了悟禅师表示年轻时去过霍童山,父老相传那里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磬鸣空,知是天冠说法之地。

        了悟原籍福建福清,俗姓郑,十八岁出家,依福州长庆院(西禅寺前身)慧棱禅师披剃受具,法名清耸。慧棱卒于932年,故了悟当生于914年之前,支提山华严寺落成于976年,因此了悟可确定的生活年代大约在914 976年之间。

         有关了悟为人所知的早期经历是离开福州后,去金陵清凉院参拜法眼文益(885—958 。法眼指着正在下的雨水对他说:“雨滴滴落在你眼里” 。他起初不解其意,直到后来读了《华严经》才觉悟,因此专心研习华严。在得到法眼印可后,于汉乾佑(951-956)年间到浙江明州(宁波)四明山重建卓庵,声誉日隆。吴越王钱俶之弟明州剌史、奉国军节度使钱弘亿拜他为师,乾德(963-967)年间钱俶请他在杭州开法,后移居灵隐寺,赐号“了悟”。 

        可以推测,被闽王封为闽国“东岳”的霍童山对于在福州西禅寺出家的了悟并不陌生,他年轻时北上南京游方,也可能途经霍童那个小支提寺,看过甘露都尉寺藏的元表《华严经》,听到了当地天冠菩萨的传说。实际上,吴越王钱俶兴工敕建大华严寺的971-976年,福州刺史正是他的侄儿钱昱,他自己则从948年起就统辖这一地区。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吴越君主在去国前几年在边远的深山中大兴道场?实际原因应与闽东内陆的开发过程有关。

        闽东地区虽在晋太康三年(282)已设县温麻,但在唐武德六年(623)被并入连江县,直到武周长安二年(702)才重建长溪县(治在今霞浦)。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侯官县西部的“洞豪”刘彊等人率千余户归唐,次年设古田县。开成五年(840)在长溪、古田两县之间析地设感德场。此外咸通年间(860-873)在长溪南端的白马港设黄崎镇(今福安市下白石镇),975年在古田县闽江中游和古田溪交汇的港口设水口巡检司。 终唐之世,闽东主要居民是那些渐渐汉化的古越后裔,史称山越或峒蛮,他们自称山客。 

        地方行政的设置无不建立在当地农工商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基础上,如古田建县因为洞豪率众归唐。由于海上贸易与中原交通的日益重要,下白石黄崎港甚至在唐末王审知开闽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天祐三年(906)的敕建《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中,特别记载了他疏通黄崎港道的功德,唐昭宗赐号 “甘棠港”。 位于闽江中游的商业航运要道的古田水口,也是著名的临水夫人陈靖姑香火发祥地。宋代黄崎、水口两镇商业税分别是17248贯和6404贯,合占福州十二县四镇总额的五分之一。 

        正是中唐以来闽东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在长溪县西乡石矶津古港诞生了福建第一位进士薛令之。 933年感德场升为宁德县,同样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宁德县郭洋与芹村二地(现属周宁县)是宋代大银矿宝瑞银场和宝丰银场所在地,兴盛时仅宝瑞场岁收银就高达44万两,年输商税500余缗。 虽然官方记载两矿正式开采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年间,但此前民间早已私采。两银场距离本寺北仅二十多公里。吴越王在宁德、古田两县工商要地修建“大华严”寺,当是对新归化地区采取的绥靖策略之一。  

        了悟主持的修建工程于976年完成,“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  钱俶上《庆寺疏》于宋,梁克家《三山志》有节录:“国家自辛未年(971)中,爰舍金帛,命所司建精舍。乃铸天冠菩萨梵容,斤斧功成,藻绘事就,谨舍铜金帛三百八十七千八百一十六文,建道场一会,修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兼舍本州铁金帛两千绳,充长生供给常住;及差灵隐寺副寺主辩隆为寺主。数年挂意,今日启工。” 

        疏文表明,建寺费用由国家支付,建筑由政府所司督造,如《闽书》所载,“此寺皆钱王矩度,庄严异常”。 是年钱俶派人将在杭州铸造的千尊彩绘天冠菩萨像、三宝像和心王菩萨像运送支提,舍铜金帛建道场,修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又命本寺所在地的福州府舍铁金帛两千绳,供寺院充长生。差杭州灵隐寺副寺主辩隆为寺主。此外,973年在传说元表藏经的巨型石窟,也修建了那罗延寺。

        辩隆是浙江明州人,十四岁到杭州灵隐寺礼了悟为师。十九岁受具足戒,二十岁外出参学。了悟受命修建大华严寺时,辨隆也到支提山协助,负责掌管文书账目,被称为“记室”。那时了悟年事已高,寺宇修建长达五年之久,实际事务大概均由辩隆主持。钱俶在《庆寺疏》任命辩隆以灵隐寺副寺主的身份出任本寺寺主。了悟此后行踪不明,或已归寂。

         根据法国学者谢和耐的研究,国家大寺院的赐额通常是建成后给的。“大华严”额,很可能是吴越王在976年庆寺落成时所赐。 有关钱俶敕赐诸物中,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任宁德县主簿的陆羽还看过一袭紫袍:“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钱俶紫袍一领。寺僧升椅子上,举其领而袍犹拂地,两肩有汗迹。”  可知受赐者了悟身材高大。

        所赐天冠像,南宋福州知州史浩《福州谢雨祈晴疏》里有所描述。乾道八年(1172)史浩以保宁军节度使知福州,恰遇当地干旱日久,史浩亲自到支提山迎请天冠菩萨像到福州府祈雨。结果连日普降甘霖,滂沱不止,他只好疏请天冠再赐晴霁,以便护送法驾还山。  

        作为道教圣地,霍童原有祈雨龙潭多处,如葛仙豢龙湫,传葛玄曾豢养一小龙于湫中,每兴云雾,辄作微雨。宋初有元白法师的慧日庵戏龙潭。宋水藏禅师的木龙潭及其沙弥,长期是当地乡民亢旱祷雨的神灵。史浩治闽伊始就来山迎请天冠圣像祈雨,可知其知名度之大。 明嘉靖《宁德县志》也确认“岁旱祈雨颇验”。 

        宋以来传说千尊天冠从杭州海路运来时,遭遇大风,船师恐铁像沉重覆舟,将半数遗弃于海。支提丛山中有地名傀儡岭、晒衣岩,民间相传是被弃于海的天冠菩萨像自行渡海先船运者登山而来,在途中栖息的地方。元至元二十年(1283)寺遭兵乱,毁于一旦,重建寺宇时还在故址中获天冠像三、四尊。

        由于澄观《华严经疏》中提到的支提山与成都三学山心王菩萨有关,钱俶除天冠外,还装塑三宝与心王菩萨一尊来山。 为报建寺之功,本寺建有吴越王祠。祠废于清末,后供其像于伽蓝堂,今俱废。

     

    四、宋太宗敕赐泥金《大藏经》与元世祖重兴支提

        唐初释法琳在《辩正论》中将早期佛寺分为三类:国家大寺院、王公贵族与百官造寺和百姓造寺。 一个大寺院的僧侣有数十至上百,一个小的佛堂也可能只有一、二人。谢和耐在《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也有类似的分法:一类官办寺院,有皇帝敕赐的寺额;二类只获得建寺许可,但无赐额;第三类是贵胄或平民的私建佛寺。后两类佛寺在政府发动的打击佛教活动时,特别容易受到冲击。 

        从南北朝到唐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其中主要原因是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世俗地主之间也存在矛盾。那一时期佛教盛行大型建筑、巨型铸像和石窟开凿等豪奢的巨额开支,对国家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导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先后发动灭佛事件。那种时候有无皇帝赐额对一个佛寺的存亡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国家大寺院不仅拥有赐额,而且建寺费用也直接从国库中支出。建成后,还由政府拨给的土地、钱币、仆人、民户等寺产。唐宋以来,大寺院依然保持许多特权,如《百丈清规义记》列举了这类寺院的诸多好处:由国家付资刊印佛经,发放受戒度牒,和尚们免除各种徭役,赐皇帝墨宝等。

         吴越王钱俶敕建支提,敕额“大华严”,确定了本山做为华严宗天冠菩萨道场的正式地位,后世称本山为“大支提山” 978年吴越归宋,宋太宗很快承认了支提山大华严寺的国家大寺院地位,他在位期间的两次敕赐就是明证。第一次是在雍熙二年(985),“改名雍熙。分太平寺《金字经》一藏赐之。岁度僧四人” 。 

         五代闽国是中国最早大规模誊抄藏经的地方之一,宋代福州开元寺和东禅寺两刻《大藏经》都是依闽国王氏所抄本。宋淳熙年间任福州知府的梁克家,据本州僧簿资料知宋太宗敕赐本寺《金字经》,当属无疑。这部《金字经》原来是时为忠懿王的王审知为了向灭梁的后唐庄宗李存勖表示效忠,在同光年间(923-925)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析福州开元寺之地建太平寺,为唐庄宗祝圣。梁克家引用五代文豪翁承赞碑记,形容这一《藏经》“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函朱架,纳龙脑其中以灭蠹蟫”。 关于太平寺金银经的记载还见于五代晋江僧人义英的事迹。义英出家于泉州开元寺浴宝院,因工于书法,王审知造金银《藏经》时征之缮写,事后获厚奖买田30亩归粥院。 

        宋太宗将太平寺《金字经》一藏共5048卷分赐本寺 ,其珍贵可知。太平寺余下的三藏金银经,不知当年是否已进贡后唐,或留在该寺。由于太平寺在天禧(1017-1021)和元丰(1078-1085)年间两次遭火灾,寺宇器物均毁于一旦。至于本寺这一藏《金字经》,除了《三山志》所载,其它文献只字不提。

         然而我们还是找到了相关的蛛丝马迹。现存《大藏一览集》十卷,编撰者乃“宁德优婆塞陈实”。优婆塞,梵文为Upasaka,是对在家信佛男子的称呼,后世多称居士。国内《大藏一览集》存本多为明洪武递修本,诸家著录将陈实当成明代人。但朝鲜高宗23-38年(1236-1251)编纂的《高丽藏》中收入《大藏一览集》 ,可知陈实的生活年代最迟不晚于宋理宗端平年间。陈书所引经书函次与福州东禅寺刊印的《大藏经》目录之函一致,因此有人认为所据乃北宋福州东禅寺雕版的《崇宁万寿大藏》。事实上,这位宁德居士经眼的《藏经》应该是他家乡支提寺所藏的《金字经》。因宝物至珍,山寺偏僻,历代僧人不轻易示人,故外界知者甚少,此藏与宋代帝王所赐诸宝均毁于乱世。

        另外雍熙二年太宗圣旨还许本寺每年度僧四人。宋初度僧之数由政府严格控制,如开宝(968-976)中,以僧尼百人许度一人。至道元年(995)规定,诏两浙、福建路,每寺僧三百人许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考试以读经五百纸为合格。 《三山志》载,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福州《僧帐》中所录福州(含闽东)僧侣总共2094人,都是吴越钱氏统辖期间(947-978)获得度牒的。因难辨真伪,官府令上述僧众全部参加 “经业”比试,合格者由州出“给据”确认身份,其余均令还俗。 在度牒发放如此严格的宋初,本寺每年得到度僧四人的名额,可见恩宠之隆。

        除此之外,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的《尚书祠部格》还拨放支提山雍熙寺每年不试经“童行”一人,福州佛寺仅开元寺、侯官护国天王寺、怀安天宁寺、闽县圣泉寺、鼓山寺、福清黄蘖寺、侯官雪峰寺和长庆寺等八个寺院同获此殊荣。 徽宗《宣和福州格》规定:除黄蘖、雪峰、长庆三寺外,本寺和上述其它五寺在每年十月初十天宁节 拨放“掌御书德童”一人。  综合起来,宋代本山年可度僧六人,其地位与福州开元、鼓山、西禅(长庆)、雪峰、黄蘖诸大寺等。据《三山志》,宋代福州造册《西湖新买官地、砧基簿》十本,其中四本藏本州及闽县、怀安、侯官三县架阁库,其它六本藏在本寺与雪峰、鼓山等六处寺观。

        本寺获《宣和福州格》“掌御书德童”名额,应与宋太宗淳化元年(990)的第二次敕赐御书有关。 当年宋太宗召见寺主辩隆禅师,赐紫衣一袭、绢百匹、钱三千贯、田四庄,另外又赐御制《秘藏诠》三十卷、御制《逍遥咏》十卷、御草书《急就章》一卷。  

        由于吴越王在本寺建成后两年去位,除已建寺宇和所赐佛像外,仅在976年庆寺落成时命福州府舍铁金帛二千贯充长生供给常住,此外并无寺产。宋太宗所赐大印庄 、太平庄、华严庄与廨院庄四大庄田,共四十六顷,在今福安与宁德蕉城区境内,其中廨院庄在霍童村宏街境,境内著名道观鹤林宫一度成为支提廨院,应由此赐之故。

        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至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均有敕赐。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本寺因进《坤成功德疏》,又获度僧“岁三人,该回赐一人”。 徽宗政和五年(1115)改雍熙律寺为禅寺。六年(1116)福州知州黄裳为本寺请 “政和万寿”额。在宋真宗以前,为皇帝供养长生的佛寺称“万岁寺”、“护圣寺”或“报恩广孝寺”,真宗天禧元年(1017)颁“金宝牌”,镇天下名山福地。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金宝牌供寺院。 此后为皇帝祝圣的寺观,可由州府主官或寺观主僧向朝廷请“万寿”额。政和初,黄裳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任上主持雕刻《政和道藏》五百四十函。 福州东禅等觉院的《崇宁藏》和开元寺的《毗卢藏》也先后开雕,其后福州东禅寺、于山九仙宫均请“万寿”新额。 

        自辩隆之后,本寺历代住持由师徒相传,或福州官府聘请名僧担任。由于史料稀缺,辩隆后有名可考的僧人还有:文翰,浙江明州人,随了悟到支提开山,继辩隆为住持。玄本,浙江杭州人,辩隆弟子,寺东北有来悟峰,传说是玄本觉悟处。玄顺,浙江萧山人,投支提出家受具,入雁荡卓庵,晚年止灵隐。昭爱,里籍未详,寺东有法华峰,传为昭爱诵《法华经》至《穷子喻品》得悟处。宋仁宗天圣间(1023),罗源县士绅上书,为圣寿寺延请“支提山道行僧解招禅师主是院,为国焚修。诏允之。” 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启诪禅师受福州知州元绛延请住持本寺。北宋名僧天衣怀曾住持本山,罗源县白塔寺海禅师来参访得道。 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隐归户部侍郎李弥逊(1085-1153)来访本山,应住山善秀比丘之请,撰文《支提山天冠应现记》以弘扬。 《五灯会元》载曹洞宗芙蓉道楷入闽弟子福州普贤善秀禅师,即李弥逊所见本山住持。道升,建宁府(今建瓯)人,曾住持本寺,后移锡鼓山。德最,宁德人,淳熙元年(1174年)受本州延聘为住持,后移鼓山。至华,浙江兰溪人,宝祐元年(1253)主本山,后入主涌泉寺。元代光耸,至元间住持本山,后本寺毁于闽北兵乱,移驻鼓山和闽侯雪峰为住持。

    元初支提山北部的政和县人黄华(?-1284),组织盐贩为主的义兵与畲族许夫人的畲兵联合抗元,士兵断发纹身,号头陀军。黄华曾一度被招安,至元二十年(1283)再次起兵,攻下闽北多县,本寺毁于战火。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诏敕命澄鉴禅师重建支提。澄鉴俗姓张,宁德本地漱石村人。十四岁出家政和县龙山栖云寺,参饶州荐福寺无文道灿禅师。先后住持江西弋阳桃花、上饶崇福、漳州净慈、建宁白云等名寺,所到之处,学者望风而至。澄鉴建寺历时十五年,大德三年(1299)进都复命,成宗赐号“通悟明印大师”。

        澄鉴住持本山二十六年,其时宋太宗所赐庄田多已归于民间,他以平生节省余款购置了竹、福二处田庄,为后来的修造之费。澄鉴卒于至大四年(1311),塔于本山。嗣法弟子七人,其中江州圆通、普平禅师均为世所推重。

     

    五、永乐五年敕修大殿与徐皇后赐天冠圣像

    澄鉴之后到明永乐初的一百年间,有关本寺的资料保存甚少。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何乔远《闽书.方域》载:“胡元末,寺毁废。皇朝永乐初遣中使周觉成鼎建,勅名华严寺,立田十六顷四十余亩,斋众祝圣” 。 

    此处行文不详,且将赐额“华藏”误为“华严”。据本寺旧志,明永乐五年(1407),钦差中使周觉成奉旨来建大殿,赐额 “华藏”、匾“天下第一山”,及仁孝皇后命工铸造的铁铸天冠千尊,赐田十六顷四十余亩。诏无碍禅师为住持,赐紫衣一袭。无碍后来在大殿西建宝阁供奉天冠像。

     上述一系列事件,实际上与永乐初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其一是宝丰银场的复建,其二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送佛像来山。重修支提的钦差太监周觉成,其实是宁德宝丰银场的督银课中官。前文已经谈到,支提山北面的宝丰等银场是北宋开始正式开发的官矿,兴盛时年产高代四十多万两银子,后来代有兴废。据《周墩区志》载,洪武十九年(1386)邑民何安请得重开宝丰银场,岁纳银三十六两。永乐元年(1403),命中官、御史各一员监督输课。 

    由于缺乏史料,无从了解一个已废弃多时、岁税仅三十多两的民营矿,为什么在永乐元年同时派中官、御史各一名来监督输课。不过这位督银课御史蒋彦禄,留下一首《游支提》诗,从 “老僧惯识朝端客,笑里相随过虎溪”的诗句看,可知与本寺寺僧过从甚密。 蒋彦禄后来在银场所在地芹村建了一座鼎鼎有名的宝丰公馆。他在福建的时间很久,永乐十三年(1415)还在闽北建瓯倡修了朱熹祠。 

    那么与蒋御史一起来的监银税中官是谁呢,他与奉旨鼎建支提的太监周觉成应该是同一人。迄今可资查考的资料显示,永乐初年在闽东监矿的太监只有一位,就是周觉成。而且他也留在闽东很久,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卒于当地,葬在今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寺后门山上。 

        由于长期监督银场,当地流传不少关于周觉成的传说,如黄柏天星寺据说是因他梦天落月才捐建的。嘉靖年间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闵文振还记载了一则奇闻,说周觉成在宁德十三都青岩炼石炸鱼,各溪鱼鳖尽毙 。此前曾有道人入门泣告,求他减药石三分,周觉成不听,结果不久病倒,见道人携鱼类万数索命。 实际上黄柏一带产银矿,也产芒硝、石灰石、蓝铜等矿,周觉成很可能在当地炼制开矿的炸药,故有此传说。另外芒硝也是古人炼丹的原料,所以他也可能死于服食丹药。无论如何,他在第一洞天的霍童山兴修支提寺,对道教养生一定也不陌生,《宁德县志》记载他在宣德四年(1429还捐建了离宝丰银场不远的瑞龙道观。 

        综上所述,周觉成先受命来宁德监督银矿税收,永乐五年(1407)奉旨就近监修支提大殿,费用取自银场,而工程很可能是霍童本地的无碍禅师协助。

        永乐初发生的第二件大事与郑和下西洋船队有关。本寺现存一通明万历年间木刻山图碑,记载了徐皇后赐天冠与郑和海运来山之事。 此碑板长226公分,宽75公分,上图下文,文字部分为《敕赐大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山图记》,约占碑长五分之一。此碑文革间流落民间,用作猪栏板。现存碑材由两板组成,右板右侧破损尤甚,部分文字被铲,但依稀辨认者:“迨我国朝,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升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化,恩隆三宝。囗囗囗囗囗囗囗圣像陶铸千尊,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官郑和囗海运,半失海中, 囗而山囗刹囗囗囗囗囗座上囗囗异将布金以修崇。遣使周成  ,构宝阁而安奉,顾囗华藏万寿,求祝国祚长春。*图八  明敕赐大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山图记碑文拓片)

        碑文有三点值得注意:(1)碑题称本寺为“大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华藏”是永乐五年赐额,“华藏万寿”则是万历二十七年住持明启向朝廷申请的新寺额,即碑刻于万历二十七年之后。(2)天冠圣像虽是徐皇后所赐,但称其谥号,即所赐在她去世后。(3)天冠铸像运来支提与郑和下西洋船队有关。

        徐皇后(1362 - 1407)是明初开国功臣徐达长女,洪武九年(1376)册封为燕王妃,洪武十三年(1380)妃随燕王就藩北平。在建文帝削藩、燕王起兵靖难期间,她曾亲率将校士民之妻荷戈守卫北平城,声名大噪。建文四年(1402)燕王在南京即皇帝位,十一月册立她为皇后,病故于永乐五年七月。史载徐皇后不仅尚武,而且能文,全力辅佐皇帝。她编写了《内训》、《劝善书》,劝诫廷臣命妇要以德行相夫。永乐元年(1403年)徐皇后亲自为《如来常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作序,称在1399年正月某日焚香读经时,恍惚中见观世音菩萨现大悲像,引她升“耆阇崛境”。她因此刊印《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颁行天下。此经在万历初年被收入李太后刊行的《续入新藏》最后一经,题为《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图九明万历七年李太后重刊《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后序)

         就是说千尊天冠是徐皇后生前铸造,赐给本寺时她已去世,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永乐五年。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来看,第一次是在永乐三年(1405)农历六月十五出发,经福建长乐太平港,等候季风往南洋。此行直到两年后的永乐五年(1407)九月初二才回到南京,九月中旬又第二次出洋。所以,千尊天冠只能是在这第二次下西洋时捎到支提。

        实际情形应该是,郑和宝船第一次回到南京时,徐皇后已经去世一个多月。十多天后郑和启程第二次下西洋,皇帝遣郑和运送皇后生前铸造的天冠像上山,并命督银场太监周觉成就近重修支提大殿,建专殿供养圣像,并赐额、赐匾、赐田以祝圣寿。

        万历年间谢肇淛(1567-1624)的《长溪琐语》也提到郑和运载天冠像来寺的事:“成祖文皇帝时,铸天冠千身赐寺中,遣太监郑和航海而至”。谢肇淛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来过支提,应该见过有关档案,或听寺僧谈过郑和事。不过由于他将此事系于地名菩萨岭条下来谈,并将当地有关吴越王赐千尊天冠像遇风弃海、自行上岸的传说当成郑和时的故事,因此后人把这则资料当成齐东野语类看待,如向达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中虽引用了谢文,却当成“后人硬把它拉去同郑和发生关系的例子”。 

        其实郑和船队不仅来过宁德支提山,永乐十五年敕建的福建闽侯县青口镇洪恩灵济宫通高6米多重达50多吨的灵济宫碑,也是他的船队运来的。郑和历次下西洋在福建长乐待港候风,长乐南山三峰塔是船队出入长乐太平港的航标塔。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特地印造《大藏经》一藏奉施三峰塔寺供养。 

        徐皇后铸造的千尊天冠菩萨像各高尺许,重二十来斤,形象或合掌,或结三昧印,或结跏趺,呈听说法相。相传经过正德、嘉靖之乱,寺僧将天冠像埋藏于地下,从高罗峰来寺结茅的僧人一阳,从屡屡发光的地上把像发掘出来。万历后期住持明启兴建新大殿,重檐结角,内列九池,池四面各两层,供天冠于其上。今存九百四十七尊,供于新建的华宝殿。

     

    六、翠峰禅师与明宫廷的关系

         永乐之后一个多世纪,本寺经历了正德十五年(1520)官兵毁寺和嘉靖六年(1527)倭寇洗劫两次灾难。嘉靖二十二年(1543)御史陈豪又将寺田尽数官卖,得银2900余两,全数解京助工。 万历元年,北京吉祥寺大迁禅师奉李太后之命南下重建时,所见仅废寺而已。此后经大迁师徒三十多年苦心经营,重兴支提,迄今四百多年本山建置与数十代法派源流可以追溯到这一源头,未曾中断,在当今禅林实属罕见。然而要了解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起源,必先弄清北京吉祥寺翠峰禅师及其与明代宫廷的关系。

        大迁于嘉靖六年(1527)十九岁时礼吉祥寺翠峰禅师为师,法名圆慧。三年后离京外出游方,后来在四川峨嵋山传授性天和尚心印,回京精研华严,六十五岁受命来山。因吉祥寺已废,翠峰大迁师徒在京行踪无从考辩。所幸近年发现北京朝阳区马房寺村延寿寺故址存明碑《明故翠峰禅师碑文》一方, 经考证,延寿寺与吉祥寺均为翠峰所建。该碑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即翠峰去世的第二年,碑文大意如下: 

        翠峰法名德山,俗姓吴,关陕西夏人(今宁夏),生于成化四年(1468)。幼慕禅门,弘治十一年(1498)三十岁 出家,礼灵南(今宁夏灵武)牛首寺 海公和尚为师。海公卒后,翠峰离开牛首山,遍游名寺,历访高僧,终未得要领。后经古峰上人指点,遇宝月潭公禅师,颇得顿悟。随后入河南伏牛山苦修,“日饭麸糠菜根一食,为法忌躯”,六年而证果有成。由是上北京相地于崇文门外二十里许 ,建吉祥寺。

        延寿寺遗址上另有一方立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是翠峰俗家弟子尚衣监太监薛铭所立。碑文说翠峰别号荆壁老人,在伏牛山苦行暇年,来都城结庵,领众念佛,内外十方众善人等归依者不可胜数。两篇碑文都没说翠峰哪一年来京,不过从大迁嘉靖六年(1527)拜他为师这一点来看,最迟在嘉靖初已建吉祥寺。两碑文都强调翠峰阐扬正法,实乃有道戒行禅师,信徒数以千计,其中不乏大内太监和京官。然而好景不长,京师出现了有关翠峰的谣言:“第物盈□起,法盛魔生浮言。上闻,天威震赫。” 

         是什么浮言让明世宗天威震怒,已不得而知。不过明中叶民间宗教盛行,嘉靖年间直隶、京畿一带流行白莲、无为等教,尤其是供奉无生老母和未来佛的无为教,在军人、太监、官员和普通民众中有众多信徒,曾引起朝野震动。在打击民间宗教时,有的信众多香火旺的寺院也受牵连。翠峰当年是否因此受连累呢?   显然碑文不便明言,不过“众皆为师危之,劝暂潜避。师稳坐蒲团,略无惧色,无妄之灾纵击撞数月,而卒亦无事。”  

         也许是由于一些有势力的俗家弟子的斡旋,翠峰度过了这场危机。形势稍为安定后,他决定还是回到河南伏牛山,众弟子随之前往。从大迁出家三年离京的情形看,翠峰很可能就是在嘉靖九年(1530)被迫离开吉祥寺的。

          关于他在河南的情况,也仅见于碑文。有河南网友在嵩县车村镇高峰村伏牛山发现了一个方圆十多亩的废寺遗址,除了残存的古道和精美的石刻与柱楚,有两通立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碑石,两碑都题为《重修红椿寺记》,内容有关翠峰嘉靖年间兴建红椿寺以及万历年间后人重修的事迹。 其中一碑为御马监太监张思、陈儒、李官等九名太监立石,翰林院修撰徐联芳 撰文:“阜城里许额有名红椿寺者,建自嘉靖之初,临济正宗第二十五世壁老人。......幼嗜禅学,过函谷,择春寺居焉。索然一榻逾二十年,足不履城市,口不下烟火……既而游京都,妙悟益深,依归益众。”碑文没有提到他被迫离京的事。

        延寿寺《明故翠峰禅师碑文》说翠峰第二次上伏牛,“大建坛场,广演法教,受度者视昔愈倍,领悟者视昔愈多”。七十岁那年,对众僧说:“归与,归与,吾北人也。归化首丘,吾之愿也。”嘉靖十七年(1538),他辞众还京。在宁夏镇守太监李昕的帮助下,翠峰在原来吉祥寺东南方的马房营购买香火地七顷多,新建延寿寺。建制一如吉祥寺和红椿寺,寺内修有演教堂、参禅室、养老斋。嘉靖二十四(1545)年,又在寺边建造了一座十方诸佛宝塔。 工程刚结束,翠峰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农历二月十一日归西,葬在十方诸佛宝塔后数丈处。

        综上所述,翠峰的年谱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11468-1498年居家;(21498-1522年,三十岁出家宁夏灵南牛首寺,后苦修于河南嵩县伏牛山;(31522-1530年,约五十四岁左右离开伏牛山第一次进京建吉祥寺,其间于1527年收大迁为徒;(41530-1538年,六十二岁因受浮言之累离京回河南伏牛建红椿寺;(51538-1549年,七十岁二度进京建延寿寺,八十一岁卒。

        从现存碑文内容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翠峰创建的吉祥、延寿和红椿三寺并存。1549年翠峰卒后大弟子圆月(号印空)继任,同时住持北京延寿寺和伏牛山红椿寺。圆月卒于万历六年(1578),五年后其弟子明海(号慈舟)应众之请,从伏牛山回京住持延寿。那么大迁游方回京到万历元年来闽之前住哪个寺呢?撰写于万历年间的《大迁禅师塔志铭》和《支提寺始末记》都说大迁住吉祥。 不幸的是,毁于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红椿寺和毁于清末八国联军的延寿寺都分别有碑石存世,吉祥寺躲过了历次战火,在道光年间重修时还有三大殿约八百平方米的面积,  1951年土改时,大殿先后被占为奶子房村公所、粮仓和奶子房西二队办公处,直到1974年才被拆除,除了一颗古松没留下其它任何资料。 

          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马房寺村的延寿寺遗址和十方诸佛宝塔还在,前几年被建成了北京古塔公园。园内古塔边重新树立了《重修延寿寺记》等几通老碑,废寺地上还留有几块残碑,其中一段《施财檀越》残碑上部,大迁法名“圆慧”赫然在列。*图十 明延寿寺施财檀越残碑)

         万历元年八月吏部尚书杨博撰写的《重修延寿寺记》说,翠峰逝世后,延寿寺和十方诸佛宝塔经过多次维修,其中一次是隆庆五年至万历元年(1571-1573)圆月住持期间,李太后发心施舍银一千五百两、宫眷人等施银一千两,命近侍官王喜主持重修。这次修建历时两年多,共建山门一座、天王殿一座、钟鼓楼二座、藏经殿五间(内新印《大藏经》)、全水陆殿五间、新造水陆全方丈房三间、禅房十间、接待僧房三间,凡供设器物靡一不具。工程赶在八月十日万历皇帝十周岁生日前的七天完成,“特命僧众晨夕焚修,端祝今上皇帝出入起居,康宁亨吉,寿与天齐,福同川至,万万年无疆之庆也”。也许李太后和宫人捐献的银子不够工程所需,《施财檀越碑》上有不少与大迁同是“圆”字辈和下一代“明”字辈的僧人题名,其间“某某氏”应是宫眷人等,大太监冯保、孟冲等大施主则题名于《重修延寿寺记》碑阴。 

          位于北京西郊的马奶子房和马房营 两地自元明以来就是宫廷养马处,聚集了不少来自西北的军人,与宫中太监关系也很密切。翠峰在那里相地建寺和他的宁夏同乡不无关系,如延寿寺大施主李昕就是镇守宁夏太监,《明故翠峰禅师碑文》作者兵科给事中俞某及推荐他撰文的锦衣户侯王应隆都是宁夏同乡,有可能大迁之父,左护卫指挥使杨邦卿也是同一圈子中人。延寿寺第三任住持明海慈舟就由太监而出家。 李太后重修延寿寺的机缘与敕命大迁重建支提一样,都来自翠峰师徒所度宫中太监与京官。在神宗登基后不久,李太后命人着手编纂《续大藏经》。《续藏》三十六部经始于元普瑞《华严悬谈会玄记》,终于《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刊印《续藏》与徐皇后当年刊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她铸造千圣天冠送支提山之事,李太后也一定耳熟能详。太后梦僧导引支提见天冠菩萨,因此图形在吉祥寺找到大迁,其说自有来历。

     

    七、大迁中兴与李太后赐藏始末

        从永乐五年太监周觉成重建大殿到大迁来山之前,本寺遭受了几次大灾祸,致使僧散寺废。先是正德十五年(1520),邻近的古田县有群盗占据鸡啼寨,攻掠四方。县尉钟奎奉命击盗,有一次经过本寺,因怒寺僧未及时开门接纳且供给不如意, 竟告僧通盗,以“鸡啼”为“支提”上本监司,檄毁本寺。时任宁德县令的桂宗美明白钟奎之举是为自己剿盗不力找替罪羊,极力为寺僧辩诬,但寺宇已遭兵毁,僧众四散。嘉靖六年(1527)又逢倭寇之乱,接着御史陈豪卖尽寺田,寺渐荒废。

        万历元年(1573)大迁奉旨来山。据本寺《宗谱》载:他被“慈圣母陈 、李二娘娘请入内宫,拜为国师,赐金冠、紫衣, 留内宫供养半载,将重建支提之事,细诉一番。”之后“慈圣母传旨慰谕,圣上敕赐金銮驾,钦差太监张文齎送钱粮等项,取木司、土司匠人,起建大雄宝殿、天王殿、钟鼓楼、伽蓝殿、祖师殿、方丈禅堂、香积厨房、斋堂等处。  

        大迁刚到达本山时,仅有从高罗峰来结茅的僧人一阳一人守着废寺 不久,一批中青年僧人从福建各地前来皈依。这种情况除了因为大迁的特殊背景与名望,也与当时政府严厉打击私度的政策有关。为了治理编民私度为僧逃避差役,万历初年比照俗民保甲法设寺院油牌制度,规定每一寺院门外应悬一油漆木牌,登记清楚寺院住持、居寺僧尼人数、法名、年貌特征及俗家籍贯等,地方官可随时稽查,发现情况不符者可审查甚至捉拿问罪。因此附近没有度牒的僧人纷纷前来礼大迁为师,如万历三年已出家九年的闽西清流县僧人真受来山,大迁虽很器重他,但名下受徒已众,因命弟子明香收真受为徒。

        经过八年草创,万历八年(1580)终于寺宇初见规模。 由于一些官员与乡绅的资助,也陆续赎回了部分香灯田。据旧志与《宗谱》资料,福建观察使邹善 发帑赎回原田二百亩,后来巡抚刘尧诲 又赎若干亩,万历十五年(1587)左布政使陶大顺 发动同僚巡按使张偲、分守道冯级、分巡道熊敦朴、督粮道吕鸣珂、督屯道金学曾、学宪宗豫卿、监军邓之屏、福宁知州高汝梅、宁德知县徐文翰以及乡绅尚书马钟阳、林对山、王云竹、陈双山、林双台、郑野桥等捐资又赎回原田五百余亩。这些寺田均经丈量,只交正供,别于民产。   

    很可能是通过宦官出身的北京延寿寺住持明海的安排, 万历十七年(1589)冬天大迁得以进京谢恩,李太后留他在宫中慈寿寺供养了半年。 次年五月回山,敕赐《永乐北藏》、太后新刊《续大藏经》及其它御宝,遣慈寿寺神宗替僧万安来山,太监张近朝同来监寺。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大迁与弟子明启等再次赴阙谢恩,李太后请入宫内供养三个多月。

        据《宗谱》所载,万历十八年和二十年李太后与神宗两次所赐除《全藏》外,还有敕谕亭一座,内敕书一封;敕谕碑一座,御藏碑一座;四大部经《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各十二部;金带黄凉伞一把,龙凤旗二副,幢旙十二首,金冠十二顶,龙棍一副,“华藏寺”龙匾一副,凤锦棹帏十二幅,经盖十二只,经袱十二幅,凤锦条紫衣十二领,褊衫十二领,随藏法器全备。此外,李太后宝象四轴,太后御书《法华经》一部及大、法、宝、藏、阁、唵、嘛、咪、叭、咪、吽十一大字,泥金《法华经》、《梁皇忏》各十二部 ,丹青倚槛观音、鱼篮观音、文殊、普贤各一幅,等等。 

        《永乐北藏》是成祖迁都北京后雕造,英宗正统五年(1440)刊竣,收经1621部,636函;万历七至十一年(1579-1583)李太后刊刻《续大藏经》41函,加上正续藏目录一函,全藏共6771卷,678函。《北藏》装帧典雅,刊印精良,经版藏于祝崇寺内汉经厂,由司礼监掌管,用以颁赐名山大寺。《永乐南藏》大约在明成祖永乐十一至十七年(1413-1419)在南京大报恩寺刊板,万历年间又有增补,全藏总计636函,总目录一卷编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主要供全国各寺院请印。李太后所赐本寺《北藏》,迄今存世。实际上,万历年间大迁及其弟子明启还分别两次请印过南京大报恩寺的《永乐南藏》,加上前述宋太宗敕赐的5048卷《金字经》,本寺先后曾拥有过四藏《大藏经》。

    李太后万历十八年的赐藏却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导致大迁从此不能再回本山。与先前支持襄助大迁建寺置业的历任闽省长官不同,时任福建巡抚的赵参鲁  在当年中秋节大迁师徒与太监、替僧抵达福州时,扣留了他们。旧志和其它文记均说赵参鲁以支提居深山中、省里官员每月朔望不便前去祝诵参拜为由,要将《藏经》与替僧留福州开元寺供养。 大迁也驻寺担任护藏法师和住持。

    可是根据《宗谱》的记载,在赵参鲁上本奏请此事时,大迁也派大弟子明启进京活动。直到次年二月,明启从礼部、吏部得到答复与旧志说法不同:敕赐《永乐北藏》及其它御宝和皇帝替僧、驻寺太监必须送回支提山,仅留李太后新刊《续大藏经》在开元寺供养。

    此事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本寺藏有一通明代木碑所刻神宗三道《护藏敕谕书》与赐藏有关。此外,《明实录》万历十九年记录了两条福建巡抚赵参鲁有关大迁和支提寺的奏本与批复,也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以下将据此考证。

    这通明碑(见附图)板长224公分,宽95公分。上方刻双龙戏珠,中心另板镶嵌“敕谕”二字,下方刻三道敕谕全文。碑右边刻的第一道敕谕书颁于万历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道敕谕书颁于万历二十七年,最后一道颁于万历十二年。从《宗谱》记载看,万历十八年的赐物品清单中有敕谕碑一座。今碑三道敕谕并刻,应是由于十八年原碑已毁,后来重刻者将万历十二年和二十七年两道敕谕一并加入。  *图十一 明神宗护藏敕谕书碑)

        为什么此碑将最早的万历十二年敕谕却刻于最后呢?同治年间重刻的《支提寺志》卷二“藏经阁”条收录了万历十八年和二十七年两道敕谕。然而十八年的敕谕弃十八年原文不录,却移植了木碑上十二年敕谕的内容,并在“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大藏经》四十一函”句后,加入“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字样;且将敕谕抬头所题“支提山福建福州府华藏寺住持及僧人等”,改为“福建福宁州支提山华藏寺住持禅师圆慧及僧众人等”。  这个改变与万历年间的赐藏与请印有关。

        从上述三道敕谕看,万历年间似乎本寺三次获得皇家赐藏。实际上万历十二年敕谕中所说是李太后新刊《续大藏经》,在万历十八年与《北藏》一起赐给本寺,因此明碑上的这道敕谕上没有填写寺名,这也是这道时间最早的敕谕反而附刻在最后的原因。 

    从万历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护藏敕谕内容看,明神宗重印北京祝崇寺汉经厂《永乐北藏》颁发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是由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赵永负责分发。同年五月大迁一行谢恩回山所赐《北藏》与《续藏》,则是李太后敕命慈寿寺替僧万安和太监张近朝专程护送,两人从此驻寺祝圣。这是两件不同的事,虽然所附《护藏敕谕书》是相同的。

    再看《明实录》神宗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丙寅条下记载:  “福建所属建安、欧宁、政和、浦城诸铁矿旧已禁开。其宝丰、遂应二银坑邻近有支提寺,奸宄易藏。僧大迁等称奉赐《藏经》,将铜物旗仗等件贮住。......抚臣曹参曾 请将支提寺寺僧移入省城寺中,并申矿禁。......部覆从之。”礼部题:“异端之害,惟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上命严逐重治之。” 

    赵参鲁奏折以寺邻银矿、奸宄易藏,请将大迁等寺僧移驻省城福州;礼部题本进一步发挥,指控大迁妄称钦差,图谋银坑之利,并称佛教与当时政府严禁的白莲诸教关系密切,易以惑世生乱,建议严惩重治。同时代何乔远的《闽书》也确认了赵参鲁扣留大迁一事的动因:“宁德之支提寺,故盗藪也。僧大千[]请内降《藏经》,将聚徒其间。过三山,参鲁留勿遣。”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被扣在福州时,大迁马上派大弟子明启立刻返京活动。也许正是明启活动的结果,《宗谱》“大迁”条载,吏部陆某、礼部徐某、都察院都堂朱某启本接奏:“准将圣母《新藏》四十一函留镇福省,须整庄严宝殿,及请本寺住持僧众焚修供奉,其余御藏法器,尽行送至,永镇支提寺。”万历十九年二月,“颁《大藏》、御宝等项到寺” 

         然而,福州开元寺得到不只是《续藏》,还有大迁早年请印的《永乐南藏》。关于本寺《南藏》的来历,散见于《宗谱》大迁及明启诸条下。万历八年(1580)曾捐助大迁赎回香灯田的福建巡抚刘尧诲移任两广总督,请大迁到粤开戒,期间移书南京户部和礼部为本寺请印《南藏》。《宗谱》特别提到,此后大迁潜心“阅藏三载”。另外大迁徒孙真受也在请印《南藏》时应诏前往大报恩寺。 

    至于万历二十七年敕谕有关的赐藏原委,发生在大迁去世之后。据《宗谱》“明启”条: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启与送李太后赐大毗卢佛来寺的太监张文一同往京谢恩,“廿七年三月初三接,敕赐紫牒,赐路费银百两,又翻经银三百两。又礼部咨文,着四川清吏司 给札赏劳” 。

    也就是说,明启在万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间在京待了一年多,等待向礼部申请寺额和请印大藏的批复。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接到紫牒和批文,并获印经银三百两。前述永乐五年赐额“华藏”和“天下第一山”两块额匾很可能已毁于正德和嘉靖兵灾。重新获得赐额对于刚遭受福建巡抚打击的支提无疑很重要,何况本寺自宋政和年间已获 “万寿”额,因此明启这次所请额为“华藏万寿”,此名一直沿用到近代。

    再次请印《南藏》,也许是明启为自己当年迫于官命将恩师所置《南藏》移置开元寺而做的补偿。《宗谱》“明启”条载:八月,钦差御马监太监赵永颁送《南藏大藏经》到寺,宁德知县区日振接驾。

        经历了留藏风波后,无奈被留在福州的大迁不愿住在开元寺,移驻福州升山寺。官府以开元寺住持的名义留明启,因明启须留山主持寺务,最后住持开元寺的是大迁徒孙真灿。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在明启陪同下大迁再次回京谢恩。次年返闽,年底到南京时太监真公请他在府上过春节。之后经安徽安庆府桐城县,翰林吴观我  等缙绅请大迁到浮山金谷岩供养,期间过堂,有三百余众到浮山听讲。当时大迁已八十五高龄,因福建官府禁回本山,遂有终老浮山之意。明启等弟子闻讯赶赴安徽,坚请回山。遂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十六日到山,七月十六授监寺太监张近朝沙弥戒,八月四日坐化。张近朝与明启一起进京报丧。《宗谱》“大迁”条载:李太后銮驾亲赴吉祥寺法筵,虔申祭礼。

    大迁梵貌奇伟,戒行精严,接物应机,不假文字,深获当地士民仰慕。 在他住持期间,本寺起废立新,再次成为东南一大禅林,因而为官府所忌。正如其师翠峰和尚曾因谣言被迫离开京师远避河南伏牛,大迁也在万历十七年冬至二十二年去世前数年不得返回本山。在明末清初官府严禁民间教派、施行矿禁海禁期间,香火兴旺的寺院往往成为某些官吏打击佛教的借口。在福建巡抚赵参鲁之后,万历间镇守福宁州的丰城人李琯,也曾以“游僧云集支提寺”为由,“移文驱之”。 康熙九年(1670),还发生了当地曾、麻二姓向驻镇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告发邻近龙华寺住持僧性天谋反事件,使本寺几陷灭顶之灾。 

    但邪终不压正。大迁为本山立下了百年根基,所度之徒三十二,一半到福州、闽北、北京、南京、杭州、台州、江西等地弘法,一半住山传承法脉。 其后明启等继任住持继续与宫廷保持密切关系,获得敕命。万历二十五年李太后命工铸造千叶宝莲毗卢佛等佛像,由钦差太监张文赍送到寺。 崇祯九年(1636),田贵妃遣崇祯皇帝替僧华严来山,赍赐铜准提一尊,赐银千两修皇忏祝圣,幢旛等御物。

    替僧制度肇于明中期,是指代替皇帝出家的僧人。 据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载,万历初明神宗替僧志善居龙泉寺,后移北京承恩寺。也许是志善卒后,神宗替僧改为慈寿寺了宁。万历十八年则是慈寿寺僧万安,敕命与大迁同归支提。据研究,上述僧人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几位已知名的皇帝替僧。 明后期神宗与思宗两帝替僧来山祝圣,当与大迁中兴及本山的道教第一洞天背景有关。

          

    八、从本寺宁房二干百年田契看清前期寺院经济

        自满清入关以来,汉传佛教和道教渐渐失去了往昔从皇室获得的种种恩宠。清初福建处于对付明郑政权的前沿,战火经久不息。康熙初年的迁界活动,更使当地僧俗不堪其扰,以往大寺院经济来源的帝王赐予与信徒供养部分日益减少,田租、店租和设道场超度亡魂等收入变得更加重要。清代本寺保有万历年间福建縉绅捐助赎回的香灯田七百余亩,上述寺田附寄在宁德十二都一图七甲彭兴户内征纳。后因现役侵吞钱粮秋米,康熙迁界时彭家在逃,地方将甲头徭役等差摊派本寺。康熙五年(1666),寺僧海芥呈请宁德县堂,准许本寺援照闽侯雪峰寺和鼓山涌泉寺之例,另立僧户,不再混入民籍。康熙六年正月,经巡抚部院三级审批,准本寺自赴仓库完纳正供,例免杂差,勒石为照。 

        除了合寺公共寺产外,本寺各房僧人私置田产不计在旧志、《宗谱》资料内。从最近新发现的一份宁房二干在清前期所置田亩地段契价与贴契的抄白看,该干逐渐积累起来的田产相当可观。契书原件已佚失,根据一份乾隆八年(1743)七月的契书抄白可知,此抄本是霍童人薛名举当年夏天在山避暑时所整理,后有增补。今抄本共存118页,涉及顺治十六年(1659)至乾隆三十年(1765106年间的111宗田产买卖、替佃、捐赠等契书抄白,田地主要分布在宁德霍童邑村、九都扶摇村、八都待岭村、板桥和桃花溪等五处。除了四例属喜舍田产外,其余107宗是田地买卖或租佃权转让。

        宁房二干土地经营始于第六世询梁 禅师(4宗),其后在第九世而学(14宗)、第十四世异月(20宗)、第十六世慈照(60宗)手上经营更广。询梁,俗姓黄,宁德霍童邑村人,据说生而异征,在襁褓中不妄嬉笑,端重凝然,崇祯二年(1629)六岁时父母送他上山出家,礼宁房性曜为师,法名海津。1655年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永觉元贤和尚。 询梁善医术,时称“众生一大医王”,追随者甚众。 

        从契书内容看,询梁买田始于禁海迁界时。康熙二年(1663)五月,宁德县扶摇村民郑起登家,“因迁界九都,被贼盗(指官兵)获拿。一家无奈,即将田送卖支提僧询梁师兄为业”。原契因迁界无法回祖屋去取,新契特别表示 “向后取出之日,充为故纸,不得另用”。康熙七年三月,郑起登亡故,其子郑翰先无钱葬父,而已售之田还需向官府纳银完粮,只好请亲戚向询梁再劝贴八两银子,“向后子孙再不得取赎言贴之理。若有子孙不肖再贴者,以为不孝之罪。” 郑家在扶摇另有一号受种三斗五升的田,卖给寺僧无晦,康熙三十一年(1692)也以十八斤细茶之价(时值银三两)转卖给询梁。一个有十几亩水田的中产之家,由于迁界而家破人亡。

        此后,询梁徒孙而学、必融、自镜、异月、慈照等人,在一百年间买下大量田地,其中76宗与俗家交易,另外26宗是本寺其他房或宁房其它干僧人之间转卖产权或租佃权的契约。有关佛寺和世俗之家的田地买卖,已见其他学者的研究,兹不赘述,这里仅以本寺僧家产权、佃权分割为例做一分析。

        首先,从契书行文看,僧家之间契书所说“子孙”,系指同房同干的徒子徒孙。正如本寺清末所修《宗谱》所示,本山大迁之后五房十六家行派如世俗大家庭,房干之间有叔伯子侄之分,产权或租佃权的传承仅在直系徒子徒孙之间,如直系子孙无力承接,则旁系可优先购买。

        如宁房长干第八世济明(法名照微),是本寺旧志修撰者之一。康熙年间,济明将霍童一处洋田两亩,以二十两银的价格卖给康房长干第十三世净白。乾隆十二年(1747)宁房二干的慈照将田赎回,但济明直系的宁房长干十一世孙一珠以无钱为由,请寿房法禅、康房戒定分别见证和做中人,将此田作价银二十四两卖给慈照。此外,济明还卖给宁房二干而学两号田亩。之后康熙53-56年(1714-1717),一株一再以已故师父欠债和自己缺钱为由,多次卖田给本房二干的异月,可见宁房长干济明一系之衰败。

         有个别例子,田地使用权可以传给俗家子弟。如康房长干真印派第七世近愚,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有其子叶玉初、叶秀初所立“替根契”称,原父置有寺田2897毛,坐落桃花溪口,当年近愚之徒将田退还给兄弟二人,因不便管理,将田作价5两银子转替宁房二干而学为业。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和四月,叶秀初又两次以价银12两替出父置前庄丫、洋坪两号寺田给宁房异月,自己再向异月租田来种。契书后添载叶秀初之子叶光岐在雍正六年、十年、十二年,分别欠异月租谷440斤、2000斤、721斤,当田一号、卖猪一头抵债。

        从《宗谱》资料看,近愚是宁德邻县古田叶氏子,十七岁来山出家,礼康房海崇为师,法名寂贤。其徒坚密,宁德孙氏子。叶氏二子也许是近愚出家前所生,但将寺田由徒弟退还给俗家子弟,在契书中仅此一例,不明近愚之徒坚密退田的原因。不过抄白中有一份坚密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与徒孙必传同立的卖契书,说明因创建玉山静室、且无法完纳正课,他向宁房二干第十世必融借了八两银子,年老无力偿还,请康房必御为中人,劝徒孙必传代认理还。必传因家事(指康房长干)浩繁,一时难办取赎,同意坚密将祖传田产两号共三亩卖给必融抵债。次年三月,坚密与必传还卖了一处祖置田产二亩九分二厘给宁房二干第九世而学,折合银子11两,康熙四十六年必传再向而学贴出四两银子。坚密退地给叶氏后人是在他卖祖田后发生的,不知是否与叶氏兄弟要求有关。

        不过从上述例子看,以贫困无力完纳田税或已故师父欠债为由买卖田产的例子居多。寺僧有权添置田产或出卖自己分下继承的祖田,但所有卖田的例子均发生于本寺僧众之间。如田产卖给他房或他干僧人,需得到本干(家)当家僧人的许可。可见寺里公产与各房各干僧人之间的田产所有权是有明确区别的,即使是本寺佛殿、佛像缺钱修整,也需出卖公田给个别僧人来筹款。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十二年(1747)由本寺福、寿、康、宁四房八位僧人共同签署的一份契书:

     

          立卖契:福、寿、康、宁(房)等,今因修整大殿、佛像,无银公用,众议即将九都众田,土名坐落油赖头,受种捌斗,合载苗粮肆亩正,今卖于本山宁房慈照公边为业。众议品值价银肆拾两正,天水玖捌色,即日亲收完讫。其田笔下任从照前去起业召佃收租,并无不明。如有不明,系众人出头抵当,不涉银主之事。其田向后众人有能之日,备出原价取赎,银到田还,不得执留。今欲有凭,立卖契壹纸为照者。乾隆拾贰年叁月    日。立卖契:慧哲、新月、慧开、一珠、曦朗、法禅、雪庵、白水(俱有花押)。

     

        旧志卷六轶事 “寺宇重修”条载清代三次修建:康熙二年(1663)合山捐钵资600余两,乾隆十二年“捐募重修”但未记募资几何,嘉庆十四年(1809)合寺捐资400余两。可知那次募资不足,合山只好卖田给慈照以凑数。

    *图十二  乾隆十二年合寺卖田给慈照以修大殿的地契抄白)

        本契书抄白有四宗舍地契,一例为顺治十六年(1659)霍童民黄应凤舍田一亩五分给询梁为香灯之资;另一例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原籍汀州府永定县金峰里苦竹村的苏永麒、苏永麟同侄德兴、德旺等,将霍童仙岩寺田伍号舍给宁房必容管业收租,充为伽蓝菩萨座前永为焚烧香灯之资;最后二例是康熙五十(1711)、五十六年(1717)八都待岭陈炳初、陈御初兄弟为求子舍田给在龙岩寺住静的自镜。四例均为宁房二干僧人私业,故不入寺产,遑论僧人私下购置的产业了。

        正如契约所声明的,如卖主本人或徒子徒孙日后有能力,随时可将田赎回。无论僧俗,原田主后代有优先赎回的权利。如康熙四十七年,寿房僧千月因已故师父心朗欠而学会银与生备银397钱,将自己分下五处田产卖给而学抵债。三年后,其中四处田的原主陈积文,以原价银14两从而学处把田赎回。

         又如康熙三十八年,康房二干必御为了购买霍童民田,将师父普德生前顶替的寺田116分多转替给僧必容,折合价银25两。契书声明,必御徒弟徒孙要等20年后才可以赎回替佃权,但如果原田主要赎回,则“银到田还,不得执留”。也有个别例子在契书中特别注明,其子孙永不赎田。

         此外,契书除了田亩数,也记载折合苗粮与租谷,或谷价,或茶价,从中可以了解清前期的田价与物价。如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1717)僧一株卖田契载,其时谷450斤合价银一两八钱五分。雍正二年(1724)僧亘如的九都秋米田一处七分五厘,合租谷150斤,银价五两。又如康熙三十一年时,僧无晦卖田得支提细茶十八斤,时价银三两,相当于一亩中等田的价格。若干宗俗家卖地娶亲交易,亦仅数两至十来两银子而已。

         宁房二干无疑是当时本寺最富有的一支,尤其在康熙末乾隆初,第十四世异月和第十六世慈照管理期间。异月俗姓谢,宁德十二都坑头村富家子,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岁出家,礼宁房二干广晓为师,法名续光,号缉熙,得戒于鼓山涌泉寺住持恒涛大心和尚,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在异月掌管宁房二干的康熙五十一至雍正二年(1712-1724)的十二年间,经手二十宗田地买卖不含贴金价值银265两。

        异月徒孙慈照,也是宁德本地郑氏子。八岁礼本玉为师,法名觉日,以修头陀行著称,时人称他“气饶烟霞,迹屏市厘”。这个苦修又不涉市厘的慈照,“持家接物,有节有序,上能传列祖无尽之灯,下能创徒孙百代之业。” 在乾隆元年至十六年(1736-1751)的十五年间,慈照经手六十宗田地买卖,价银达719两余,包括乾隆十二年买本寺公田四亩的价银。慈照之后,宁房二干演霈也以能“增香灯之业产”而受赞誉。 

        由于资料缺失,清后期及民国年间土地情况不详。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本寺被划为地主级寺院,寺田分给邻近村庄。寺僧仅留田数十亩,被组成桃花坑第十二生产队。八十年初,住持妙果和尚率众种植草药,农禅并举,今以法事及捐助维持常住。寺周存菜园数号、山林七千亩,前些年林地被划入“支提山国家森林公园”范围。

     

    九、支提人文

    支提历代人文璀璨,纵观本寺历史与存世诗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五代之前本山佛教尚借助道教圣地而发展,宋元两代则有后来居上之势。明嘉靖年间鹤林宫毁于山洪,霍童道教式微,支提也因官兵、强盗轮番洗劫几度荒废。所幸万历初年大迁国师来山重兴,从此法派绵延,灯灯绩焰,千年道场,得以弘扬。

        建寺以来,本山在宋初、明万历与清康乾间三个时期的发展尤为突出,而这三个阶段的法派师承与杭州灵隐寺、福州开元寺及鼓山涌泉寺有着密切关系。本寺开山始祖了悟清耸禅师就是灵隐名僧,在宁波重建卓庵“四明道场”,受吴越王钱俶延请到灵隐开法,赐号了悟。971年奉命建支提山华严寺,其后吴越王又钦命其弟子灵隐寺副寺主辩隆禅师为继任。

    辩隆,浙江宁波人,在灵隐寺依了悟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后协助了悟修建支提华严寺。做为法眼宗传人,辩隆在990年觐见宋太宗时深得赏识,赐紫并赐“祐国记室”四字号。其法嗣玄本、玄顺后均依止灵隐,称一代名僧。其后灵隐首座道升禅师在宋孝宗乾道年间驻锡本寺为住持。

    与福州开元寺的关系始于宋太宗移赐开元太平寺泥金藏经于本山。明万历十八年(1590)因福建巡抚留本山《大藏经》于开元,并禁止大迁回山,此后真灿师徒成为为开元寺护藏法师兼住持。大迁先后在开元、升山诸寺开讲,真灿徒如容为开元寺住持,如腾为开元寺西堂。

    大迁徒孙真受也曾在开元寺开讲经,皈依座下者千余众,福州名士徐熥、陈价夫、陈荐夫、陈仲溱、陈鸣鹤等人均受其印记。万历三十七年(1609)初真受坐化于开元,谢肇淛《五杂俎》谈到此事:“高僧坐化,往往见之史传,此不足异也。万历戊申秋,长溪僧天恩(真受字)者,来福州讲经于芝山寺,一旦无疾而终,趺坐自如,略无倾侧,此余所亲见也。” 

    本山与鼓山涌泉寺的关系同样悠久。宋代启诪、寒岩道升、小庵德最、月庭至华与元代光耸诸禅师均先住持本寺、再入主涌泉。明末清初,涌泉寺第九十四代住持永觉元贤禅师力倡真参实悟,成为当时独特的“鼓山禅”,真灿徒孙性宗游方鼓山,深得永觉元贤器重,荐为知客,不久又选为监院。寿房二干的四无寂颕禅师,也圆大戒于永觉,住持永泰高盖山定光寺,名重禅林。 

    又如寿房续初(1691-1748),受鼓山恒涛和尚具足戒,《宗谱》载:“鼓山涛和尚眼高于顶,天下参之者得其顾盼者少,惟一见上人悦之,以为真种子,即解衣以赠。最后辞去,固留不舍。上人启曰:‘叶落九州,根同一处,支山即鼓山也。’和尚是其言,遂放归。”据《宗谱》资料统计,本寺先后有五十多位僧人分别受戒于鼓山第九十六代住持为霖道霈、第九十七代惟静道安、第九十八代恒涛大心和第一百二代常敏诸禅师。

    本山与福州怡山西禅寺也有渊源。不仅开山始祖了悟禅师早年礼慧棱和尚为师,在怡山出家,清中期以后,不少寺僧分别受戒于西禅寺镜妙、元霖、注庆、继云诸和尚。民国寿明法师也受妙莲和尚具足戒。其它如与福清黄檗山的关系,清初寺僧无得海宁和玄生海珠均嗣法隐元隆琦禅师,无得曾为黄檗山万福寺西堂,玄生得隆琦法衣和黄檗山法脉源流,两人同编了《隐元禅师语录》十七卷行世。 

        现存十七位宋元诗人有关本山的二十三首诗篇中,不仅有著名诗人陆游留宿本寺与僧夜话的诗篇,高道白玉蟾“竖拂钳鎚吾不会,篇诗斗酒过平生”的吟咏, 也有宁德乡贤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太学释褐第一名的霍童人郑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状元宁德一都人余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榜眼宁德六都人黄履翁、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状元宁德漳湾人阮登炳、元代理学家宁德石堂人陈普等人的作品。明清闽中名士曹学佺、徐熥、徐兄弟、谢肇淛,以及高僧憨山德清、鼓山永觉元贤、黄檗隐元隆琦与广东诗僧超雪、福州西禅寺僧古馀、闽侯雪峰寺僧行俊等均有咏唱遗篇。

        由于寺藏《大藏》及其它佛典,不仅时有外地僧侣来山阅藏,本寺不少僧人也因此得天独厚,有较高的佛学根基和文化修养,如明代樵云、真受、真灿等僧均名重禅林。今志保存了明清时期寺僧二十九人诗章六十首,可略见本山人文底蕴于一斑,其中以清代照微、悟波尤为突出。

        照微字济明,号歇狂行者,宁德石堂林氏子,顺治十六年(1659)七岁来山礼宁房寂观为师,受鼓山惟静道安和尚具足戒。照微耽于文字,博览藏经,广交名士,所著《梵余稿》、《幻居集》,后人称有三唐风味。康熙年间刊行的本寺旧志为崔嵸参照谢肇淛《支提山志》编撰,但从“凡例”与序文看,增补之功多出于照微。他不满前人“首霍童,支提次之”的山志写法,反之“以支提天下名山千佛道场为弁,以次霍童”,增入释侣仙道传记、形势建置、诗文旧作,并绘制山图,故旧志题为《支提寺图志》,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付梓刊行。  与他同时代的寿房普现,也以文学赅博称于世。*图十三 清敕赐支提山华藏万寿禅寺图

    图十四  清《支提山华藏万寿寺法派宗谱》

    图十五  清康熙五年重装大藏经序)

        后来道光、咸丰年间的寿房悟波也有文名。悟波宁德九都黄氏子,道光元年(1821)七岁上山礼寿房证礼为师,受福州怡山镜妙和尚具足戒。悟波在寺博览经书,并受教于宁德贡生杨世禄。后遍参名刹,咸丰五年(1855)参学归来,受僧众之托,修成《支提山华藏万寿寺法派宗谱》。  悟波之后,《宗谱》还略有增添,为本山自万历初至清后期三百多年四十多代未曾中断的谱系,提供了大迁以来各房一千多名僧人的俗家里籍、姓氏、出家年龄、生卒年,以及部分僧人寿序祝文所保存的家庭背景、游方修为等资料。如大迁来山所收弟子及前几代徒孙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或原来已出家而无度牒的中青年僧人,籍贯闽东、福州、闽北和浙江、江西各地都有。由于大迁与北京、南京两地宫廷关系密切,并一度被留在福州开元寺护藏,弟子中有一半在北京、南京、福州等地开辟道场弘法,仅一半留山,即《宗谱》所载五房十六家。第四、五代之后僧人出家年龄渐小,许多都在虚岁七至十二、三岁之间就来山皈依,而里籍也越来越集中在宁德本县一些村庄和邻县古田、福安的某些村子,如宁德桃花溪陈氏、虎浿黄氏、石堂林氏,古田鹤塘黄氏、九洋谢氏,福安穆阳缪氏等。

        清末本寺一度衰微,民国期间兼辉法师及其徒心严主持法席,支提再现生机,不仅依照明代规制重建了大雄宝殿,下属钟山寺、灵峰寺、辟支寺等也重新兴修,寺僧还远涉南洋,弘扬佛法。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佛教和中国其它宗教一样,也因此经历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阶段。 本寺在土改时期被评为地主级寺院,人民公社时代成为霍童公社桃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 ,文革时成了破四旧时的突破点 1983年支提山华严寺 被国务院定为全国第一批142个重点佛教寺院之一。几经轮回,重获新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住持本寺的妙果法师,戒行精严,道心坚固,殚精竭虑,重振宗风。重新殿堂,再造金身。身教言传,造就新人。名山伽蓝,终于重现风采。

    *图十六  法事活动)

    上一篇: 第二章 形胜
    下一篇: 4凡 例

关于我们|友情链接|免责声明|联系我们|网站导航

联系电话:0593-2797575 2795070 传真:0593-2795578 Email:1040684884@QQ.com

中国支提山华严寺 闽ICP备15013116号